憑藉轉基因技術獲得强大特性，這類產品雖然引人注目，但也引發了諸多爭議。 人造大西洋鮭魚究竟能否成為超級食物？ 轉基因鲑鱼的故事或許能為您解答其中的謎團。
談到帝王蟹時，不得不提世界上最大的帝王蟹——紅帝王蟹，也稱阿拉斯加帝王蟹。 這種蟹分佈在阿拉斯加灣和白令海一帶。 六十多年前，蘇聯啟動了一個項目，由於主要人口集中在歐洲西部，而白令海的漁獲離西部較遠，不能滿足當地迫切的食品需求，於是便將帝王蟹空運到西部，投放入巴倫支海中。 在歐洲，由於帝王蟹幾乎沒有天敵，很快便在整個歐洲海岸蔓延，這相當於人為造成了一次物種入侵。
實際上，當年除了帝王蟹外，還有另一種生物被引進歐洲，而且擴散速度比帝王蟹更快，那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鲑鱼。 2018年曾引發一場爭議：紅鱒魚究竟是否屬於鲑鱼？ 行業協會認為，從生物學分類角度看，紅鱒與鲑鱼屬於同一類，囙此可以稱為鲑鱼； 而消費者則從食品内容出發，堅持認為紅鱒與傳統意義上的鲑鱼迥異。 儘管雙方各持己見，但筆者認為行業協會的論點存在明顯的邏輯問題。
從生物學分類上講，其實並不存在所謂“鲑鱼”這一分類，其名稱源自英文“salmon”的音譯。 市面上常見的大西洋鮭實際上應稱作大西洋salmon，而太平洋最大的鮭魚則被稱為King salmon。 換句話說，只有符合生物學命名的物種才能稱為salmon，進而被音譯成“鲑鱼”。 囙此，行業協會將紅鱒也歸類為鲑鱼顯得不够嚴謹。 畢竟，在生物分類中，相關物種的英文名稱往往採用“trout”這一術語，比如虹鱒稱為rainbow trout、櫻桃鱒稱為cherry trout。 如果將虹鱒音譯為鲑鱼，著實顯得尷尬。
事實上，虹鱒魚確實屬於鮭科，其成員主要分佈在兩個典型屬——麻哈魚屬和鱒屬。 麻哈魚屬中的代表性物種主要起源於太平洋地區，例如紅鱒就屬於麻哈魚屬； 而鱒屬則以大西洋地區的種群為代表，分佈於包括挪威海和巴倫支海在內的兩岸。 正因如此，巴倫支海本就有原生種群，為何還需要額外引進一種呢？ 原因主要在於食物供應的問題。 大西洋鮭的生長速度相對較慢，從產卵到成熟通常需要三到四年，而在水溫較低的巴倫支海，這一過程可能長達七八年。 與之相比，蘇聯引進的太平洋品種——數量最多的粉紅鮭（又稱駝背鮭）在兩年內便可穩定成熟，這無疑更有利於提高食物供應量。 而且，粉紅鮭進入歐洲後表現出極强的適應性，如今從挪威的奧斯陸到蘇格蘭、愛爾蘭各地均已建立種群。
鮭魚之所以能成為人類長期信賴的食材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其强大的適應能力； 而其另一個獨特特性，則是那著名的逆流回游行為。 眾所周知，鮭魚生活在海洋中，但到了繁殖季節便會停止進食，逆流而上，力求回到自己出生的那片淺灘完成產卵。 無論回游的距離長短，有些甚至高達千公里，鮭魚都必須克服水流阻力，付出巨大的體力，有時在面對小型瀑布時，需要反復尋找水流較緩的突破口，經過數十甚至上百次跳躍方能成功攀登。
當它們歷經艱辛終於返回出生地時，體力幾乎耗盡。 不過，即使精疲力竭，它們在繁衍後代的關鍵時刻仍會展現出驚人的戰鬥力——比如某些熊鮭魚能將嘴部形態轉變成類似鉤狀，甚至長出尖牙，以爭奪有限的交配機會。 多數鮭魚在完成產卵和授精後便會死亡，其遺體轉化為河流的養分，為下一代鮭魚的孵化提供支援。 小鮭魚在河中生活一段時間後，長大再順流而下，進入大海尋找更多食物和更快的生長條件，待成熟之後再逆流而上，重走父母般的回游之路。 對於人類來說，這一自然規律極為契合：鮭魚自我繁育、長肥，並按時歸來。 住在河邊的高山族囙此得以每年輕易捕撈到大量魚類，他們的村落幾乎建立在鮭魚回游的基礎上。
然而，一旦鮭魚無法完成回游，問題便會陡然顯現。 如今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干預日益頻繁，如修建水壩和船閘等設施往往阻斷了鮭魚的天然通道，使得它們無法返回上游完成產卵，導致種群數量不斷减少。 為了解决這一困境，魚梯應運而生——類似於道路施工中的繞行橋，設計時既要避免水流過急讓鮭魚難以攀登，也需防止水流過緩使其失去辨識。 後來甚至有人發明了一種“鮭魚炮”，利用氣壓將鮭魚從大壩兩側迅速輸送過去，雖說這一操作看似滑稽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鮭魚回游的障礙。 當然，鮭魚回游的自然景象中，曾有這樣一個經典畫面：一頭熊蹲守在小瀑布前，等待著奮力躍上來的鮭魚，凑巧的一條便成了熊的口中美餐。 尤其是體型龐大的棕熊，柯迪亞克熊便是其中的代表。 柯迪亞克熊主要分佈在阿拉斯加半島附近的柯迪亞克群島，其體重可達近七百公斤，僅次於北極熊。 為何柯迪亞克熊如此健碩？ 科學家們解釋，其主要原因是它們以鮭魚為主食，而與其他主要以素食為生的棕熊相比，柯迪亞克熊每年在五至八月間會大舉捕食當地五種鮭魚，從而為冬眠前的大量儲備提供充足能量。 通常，鮭魚必經的小瀑布區域便成了最理想的捕魚地點，實力最强的公熊往往佔據最佳位置，而次級的熊則在旁等待機會。 但當鮭魚數量充沛時，即便是捕魚水准一般的熊也能飽餐一頓。 有時某些捕食高手甚至會只選魚頭和魚卵等營養更豐富的部分，而將剩餘部分弃之不顧，這也為一些善於撿漏的鳥類和狐狸提供了食物來源。
然而，2014年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：在鮭魚回游的幾個月中，許多熊竟未在河邊捕食，而是轉移到了山上采食紅漿果。 經過連續兩年的觀察，研究人員確認，原本河邊常見的被熊撕碎的鮭魚少之又少，而仍完整死亡的魚體顯現出熊並未捕食。 熊的糞便分析也表明，大量熊只依賴山間的漿果作為食物。 這種异常情况經過深入調查後被歸因於氣候變暖——2014年是柯迪亞克島近六十年以來最熱的一年，促使山間紅漿果提前成熟，甚至比鮭魚回游的時機還早，致使熊嗅到漿果的香氣後便紛紛轉移，從而遺忘了河中的美味。 然而，長期如此，飲食中魚類攝入不足可能會導致柯迪亞克熊營養不良，甚至危及種群數量； 不過，對於鮭魚而言，紅漿果卻成了它們間接饋贈的“大恩”。
說到鲑鱼養殖，不得不提黃海上的“深藍一號”——一個巨大無比的鋼結構網箱，容積達五萬立方米，可同時養殖三十萬條鲑鱼，展現出強悍的生命力。 事實上，早在兩百多年前，人類便開始關注鲑鱼的養殖。 最初的思路十分簡單：讓鲑鱼在海中自行覓食、長肥後，再返回河流產卵。 簡單來說，只需孵化魚苗並投放至河流上游，待其回流即可。 然而，早期在非洲、澳大利亞等地試圖建立全新鲑鱼種群均以失敗告終，因而轉而在原有種群的河流中投入魚苗以新增數量，並在部分因過度捕撈瀕臨滅絕的河流中見到恢復的迹象，取得了初步成功。
但也有反對聲音指出，這種人工孵化的魚苗由於基因過於單一，可能導致野生種群基因多樣性降低。 人為干預野生種群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。 直到近幾十年，鲑鱼養殖模式才趨於固定：先在淡水池內養殖魚苗一年多，使其長大，然後轉移至沿海網箱中繼續養殖兩年左右後收穫。 如今市面上絕大多數鲑鱼均來自這一成熟模式，包括挪威、智利、加拿大、英國、俄羅斯、澳大利亞等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養殖的品種主要為大西洋鮭，從最初的“salmon”概念到如今大眾化的“鲑鱼”，種種爭議不斷。 養殖模式的發展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野生種群，又為養殖業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。 然而，也存在不少爭議：網箱內魚密集易引發疾病，需要頻繁使用藥物及抗生素，對海洋環境構成一定污染風險； 過於密集的魚群還易感染寄生蟲，海獅等動物因而聚集，將網箱變成“培養箱”，並可能將病菌傳染至野生種群； 此外，飼料的原料大多為飛魚或鳳尾魚製成的魚粉，再混合玉米、小麥、大豆及動物內臟等，成本中約有20%來自人工合成的蝦青素——若不添加此成分，魚肉便呈灰白色，不具市場競爭力。 未被食用的飼料與魚糞混入海水，易引起海水負營養化並造成污染； 網箱內魚群常被海豹、海獅鎖定，它們破壞網箱甚至造成魚類損失，為驅趕這些動物，養殖場有時會發射彈丸或飛鏢，有時甚至採用“海豹炸彈”進行大範圍驅趕，其副作用包括對水下聲波環境的破壞，可能干擾鯨豚類利用回聲定位的生存。
2016年，挪威自然研究所的生物學家斯滕·卡爾森發表了一項研究，調查了挪威147條河流中的野生鲑鱼，結果顯示，其中普遍混入了養殖鲑鱼的基因，並且離養殖場越近，野生種群中混入的比例越高。 這揭示了養殖鲑鱼一個嚴重問題：當魚類逃逸並與野生個體雜交，其基因可能過度滲入野外種群，導致野生種群對自然環境適應能力下降，後果堪憂。
此外，1992年，一比特名為艾利奧特·恩蒂斯的企業家拜訪了兩位科學家——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邱才良教授以及紐芬蘭紀念大學的加斯·弗萊徹博士。 他的養殖網箱建在較冷的海域，每到冬季鲑鱼就顯得不够活躍。 據說抗凍蛋白能够解决這一問題。 兩位科學家展示了他們的方案，並以一張照片說明：照片中兩條均為12個月齡的鲑鱼，一條明顯大於另一條。 科學家解釋說，較大的那條正是經過轉基因處理、長勢顯著的產品。 企業家當時對此讚歎不已，感歎這種技術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 具體而言，科學家們從一種名為“美洲棉喂”的冷水魚身上選取了產生抗凍蛋白的基因，再從帝王鮭身上選取了調節生長激素的基因，將這兩者共同植入大西洋鮭中，使得這種轉基因鲑鱼全年都能快速生長。 通常需要三年才能上市的鲑鱼，經轉基因後只需一年半便可達到收穫標準，而且在品質上與傳統鲑鱼幾乎無異，其生長效率令人驚歎。 對此，企業家自然不會錯過這個項目。 但由於轉基因魚一旦基因洩漏至野生種群，將可能引發嚴重後果，囙此必須採取嚴格防控措施。
首先，為防止與野生鲑鱼混雜，他們不再採用海上網箱養殖，而是在倉庫中建立魚池，實行內陸養殖； 其次，採用傳統水產養殖的管理模式，只孵化雌性魚苗，從源頭上避免雄性繁殖； 第三，通過高壓科技將受精卵轉變為三倍體，即每個細胞擁有三組染色體，從而使這些魚即便逃逸到野外，也無法與雙倍體的野生個體成功交配。
那麼，轉基因鲑鱼究竟是否安全呢？ 2015年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準予了轉基因鲑鱼上市申請，公告中稱該產品與傳統鲑鱼具有同樣的安全性和豐富的營養價值。 這是一項歷時二十餘年的研究成果。 實際上，不僅僅是鲑鱼，包括玉米、大豆、棉花等作物中，轉基因品種已有多種應用。 有人認為，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在本質上是一致的——育種本質上是讓生物發生自然突變，通過篩選獲得優勢個體本就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。 而轉基因則更加精准和直接，能够迅速提高產量、增强抗旱性、提高抗病能力，從而减少對農藥的依賴。 這些切實的好處，依靠傳統育種管道往往難以實現。 既然科技已經能够“一步到位”，為何還要漫長等待偶然的突變運氣？
總之，如果轉基因技術能够讓人類用更少的自然資源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，同時减少對自然環境的過度索取，這無疑是基因工程的一大功績。 只要採取足够的措施防止基因污染野生種群，並製定嚴格的安全標準，我認為在轉基因問題上，我們應持開放與理性的態度。
